文／雷晓宇

　　这几天，看到无数关于万科和王石的文章。有些文章，以“女人是祸水”的角度，非议王石，贬斥他的女朋友，甚至嘲笑万科的业务。

　　老实说，这些文章呈现出来的庸俗和刻薄，叫人心里很不好受。王石固然要为他对待资本和政治的轻慢付出代价——而且他正在付，田小姐也不是没有她的问题。

　　事实上，我和她有过一面之缘。 在我的印象里，她很像玉娇龙和宫二，不乏倔强可爱之处，但是，“眼里只有胜负，没有人情世故”，“就图个直来直去、自由自在”。这样倨傲、任性、生涩，但又带着隐隐脆弱的个性，是容易被叶问和李慕白欣赏的，因为跟年轻时候的自己太相像。不过，这样的特质，并不容易被主流社会接受。女演员已经是个容易被污名化的职业，她有时呈现出来的样子，急切任性，让她更加容易被误读。

　　当一个人满心满意想的是如何表达自己，而几乎不考虑如何被外部世界接受的时候，遭遇某种排斥，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不过，写字是和伦理有关系的事情。有两点，我自己是记得的。一个人强的时候，大可以嘲讽之。一个人弱的时候，就要闭嘴。用老舍的话说，谁没有走窄了的时候，这是厚道。另外，胡适说，公欲无自由，私欲无民主。公领域和私领域要分开说，公，责无旁贷，私，少废话。

　　我有时候会感到，优雅正在失传。言论自由和智慧不能划等号，庸众化和反智倾向更需要警惕。媒体人处境不好，但不能落井下石，伤害别人，做叫人看不起的事。越是众声喧哗，越是要和理性孤独地坐在一起。

　　我始终愿意尊敬王石。他也由不得我不尊敬。具体原因，下面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王石和郁亮的个性、选择和价值，也在这篇长文里面。

　　王石不怕下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自己有朝一日的下台做准备。这也是姚牧民和郁亮先后上台，王石得以游学国外的原因。

　　王石怕的是下不来台。一方面，这样一位人物，竟然要因为5年5000万薪水被追责，实在是对人莫大的羞辱。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多年来注入万科的意志、追求、理念和价值观，就此毁于一旦。

　　当年为GQ做这个采访的时候，我刚到深圳，微博上就爆出王石恋爱的消息。尽管这是一个严肃的文章，但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几年过去，这种阻力和误解不但没有消失或者变小，反而不断被放大。

　　时隔数年，我自己把文章又看了一遍。我的感慨是，在当今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要同时做对很多件事情，而且要始终做对，而且一点差错不能有，否则就要面临巨大压力和群嘲。反过来，你如果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呢，倒是简单，你可能只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找到足够多的钱，然后足够巧妙地出手即可。说白了，理想主义者不能犯错，而投机者做对一次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如果王石就此以这种方式下台，一个恶果就是：以后，谁还会去做前者？谁都会更愿意做后者。就像当年生死流亡的丁连山问师弟宫宝森，杀人和当掌门，哪个更难？

　　当然是当掌门更难。但是当掌门若就是如此下场，以后大家都去当杀手好了。

　　好笑的是，慢慢就么没什么值得杀的人了。

　　不多说了，看文章吧。另外，关于王石，我还会再写一篇新的。

　　有人曾经这样细说中国地产江湖：如果王石是当之无愧的老大，那么王健林就是旗鼓相当的掌门，孙宏斌是出其不意的侠客，宋卫平是武痴，许家印是江湖帮主，黄怒波是散人，任志强是部长……

　　而郁亮，多年以来的“无名”状态，让他简直像是个“蒙面侠”。

　　在万科内部，王石和郁亮的“双雄”格局由来已久。王石是董事长，郁亮是总经理。1999年，王石交班的时候是48岁。2013年，接班人郁亮也快48岁了。不知不觉，王郁二人的合作已经超过10年。

　　多年来，王石和郁亮之间的合作，有如“水火交融”。公司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差异，既有角色使然，也是性格所致。王石高调，郁亮低调。王石兴之所至，郁亮谨慎寡言。王石个性十足，郁亮面目模糊。王石出想法，郁亮做执行。王石创造价值观，郁亮摸索方法论。王石要建立一家创造性的公司，郁亮则致力于带它跨越千亿分水岭。总之，王石负责不确定的事情，郁亮负责确定的事情。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2011年很可能会是万科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王郁二人的合作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高峰——这一年，万科年销售额过千亿，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也在这一年，长期的平衡状态开始发生变化：王石年届60，不再登山，公开女友，负笈哈佛；郁亮则开始登山跑步，成为一名活跃的运动家。

　　接下来的2012年，万科并不平静。经历了毒地板事件、高管离职和商业地产的业务争议之后，王石、郁亮的合作关系再度引人瞩目。此消彼长，这向来是媒体和公众喜爱的母题。

　　郁亮说：“说我跟王石有分歧，不着调。”他还说：“我跟他这么长时间工作在一块，在战略上有非常大的共识，才能走到今天。”

　　王石说：“郁亮现在很强硬，你看他的身材就知道了。”

　　无论如何，王石和郁亮早已唇齿相依。王石不是时刻都能理解郁亮，郁亮也不是次次能理解王石，不过，王郁二人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们对于万科的理解都是一致的。

　　如今，万科过千亿已经多年了。面对这家三十而立的公司，郁亮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万科往何处去？如何突破天花板？应该以何种方式接入新业务？

　　王石思考的问题则更加终极。他喜欢汤因比，这是一个对他的价值观影响至深的学者。汤因比曾经说过，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都经历过退隐。长远来看，万科终将翻过王石这一页。王石缔造了万科，但万科既不是王石的全部，也不是王石的终点。王石的终点在哪里？王石往何处去？相信王石自己也在寻找。

　　郁亮思考公司的问题，王石思考人的问题。王石和郁亮之间，仍然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这样的故事简直历久弥新：太阳照常升起，而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1郁亮：最狂野的事是拍裸照

　　2012年2月16日，礼拜四，郁亮的电话快被打爆了。

　　这天中午，一位自称是国内某建材专业杂志副主编的人士在网络上发帖爆料，声称安信公司2008年至今，为万科等多家房地产公司提供甲醛含量严重超标的不合格地板，目前，这些地板已被使用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数十个大城市的项目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郁亮身在建筑研究院，正在接待一个英国访问团。当他第一时间赶回万科总部的时候，由七八个下属组成的应急小组已经在开会商讨对策了。

　　万科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大梅沙。这里靠海，周围有度假村、高速公路、工业开发区和高达20多万一平米的豪宅。从公司五楼的落地窗看出去，几乎每天都是蓝天和白云，一片安详。不过，郁亮此时不能够平静。这样突发的公共事件，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

　　应急会议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与此同时，郁亮始终跟同事们保持着电话联系。

　　当郁亮坐到会议桌前面的时候，事情已经不是毫无头绪了。初步反应是，万科将立即启动紧急调查程序，并对已采购但尚未安装的安信地板进行封存。

　　半年之后，郁亮回想起来，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有点儿冤枉”——“原来15%的失误率，现在要做到千分之一才行。”不过，他很快又说：“成为明星，就要准备好被人骂。木秀于林，没关系，挺过来就没问题了。”

　　开会的时候，有下属提出了一个公关策略：在安信地板的合作伙伴中，排名第一的是中海地产，排名第二的是龙湖地产，万科并非排在前头，那么，要不要在公开的回应里申明这一点呢？

　　郁亮立即否决了这个方案。他说：“没办法，谁叫我们是老大。老大必须干老大的事情，我们必须自己来承担这个东西。”

　　这一天，公司的董事长王石正在从美国回国的飞机上。刚下飞机，他就在电话里被告知万科的初步反应和决策。当时，王石表示赞同。

　　2月17日，第二天，局势有所缓和。这一天，安信公司召开记者会，并发表了公开声明。有安信出来承担责任，局面已经明朗，万科已不再是众矢之的。当天晚上，万科向各大媒体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对调查结果作了进一步详细说明。这天正好是礼拜五，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郁亮在内，大家的初步意向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末就不用再开应急会议了。

　　2月18日，礼拜六。一大早，应急会议所有成员都接到了来自王石的通知：召集开会，有新要求。当天上午10点47分，王石在微博上表示，除了此前的封存和调查之外，之前产品的使用情况将全面向公众披露，直至事件完全解决。他强调说：“一旦发现产品问题，万科将承担全部责任，维护消费者权益。即使1%差错。对消费者就是l00%。”

　　回头再看，这次事件也许就是王石和郁亮互相配合的一次经典案例。郁亮打前站，避免事情变得更坏。王石加棒，让事情尽量变成一件有正面影响的好事。王石虽然已经逐渐退隐，但在关键时刻，他仍然会站出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2011年，王石起程前往哈佛。某种程度上，王石也开始扮演他的新角色：万科守望者。毫无疑问，万科对王石相当重要，但万科不是王石的全部。好几年前，王石就写过一篇文章阐述他的想法，名为《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事实上，作为一位职业经理人，王石一直致力于在组织架构和公司治理上探索出一种模式，最终，他自己的消失则是这种模式取得成功的标志。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王石在万科“消失”，他就成功了。

　　王石并不恋战。曾经跟他合作多年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曾经总结过王石的做事风格：第一，定方向；第二，找对人；第三，不时地观察，确保这个人在对的方向上，其余的事情，他就不管了。事实上，王石担任SEE会长多年，中间很长时间，他连财务签字权都下放了。

　　王石距离万科远了。这时候，郁亮也在发生变化。跟郁亮合作过的人说，这两年来，他变得更加自信了，眼界也更加开阔。如果说，以前的郁亮关注更多的是公司内部运营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郁亮则更加关注外界环境的变化，以便调整公司的应对策略。这种变化就是从一个CFO向一个真正的COO的变化。

　　尽管如此，要了解真正的郁亮并不容易。关于郁亮，我们在采访当中最经常的对话是——“你知道郁亮什么段子吗？”“没有。”就像中国的历朝历代一样，要了解开国皇帝的继任者，也不太容易。他们的个性往往被前任的光芒遮蔽了。

　　有人当我们的面评价说，作为一个管理者，郁亮的个性就是中庸。他什么都想要。速度要，规模要，质量要，口碑要。郁亮的压力很大，因为好公司和大公司很难两全，就像爱情和金钱很难两全一样。这需要智慧。

　　郁亮一般容易对两类事情发怒，一个是拖延工期，一个是费用超支。就是说，没把公司的钱花好。有一次，一家子公司的负责人因为某项培训多支出了—项费用，而这笔费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下面所有人都没发现，但是郁亮发现了。他马上给负责人打电话，把他骂了一顿。估计等到郁亮骂完，那位负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郁亮对数字很敏感，反应很快。一旦郁亮发起火来，嘴皮子很快，他会说得你根本没办法反驳。

　　郁亮是个有意志力的人。他本来不是个喜欢运动的人。几年前，郁亮和同事—起去深圳郊区徒步，走不到10分钟，就走不动了，他的东西还得别人帮他拎着。这几年，郁亮在万科内部提倡运动式过冬，他自己也开始锻炼身体，登山，跑马拉松。他现在跑步，45分钟跑一万米。这个成绩，万科没几个人比得过。没有相当的意志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几年，柳传志先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归宿如何。郁亮经常跟下属讲一句话：万科不是你的家。这话容易被人误会，但其实他要说的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企业的。对于郁亮来说，万科很重要，但他跟王石一样，是个职业经理人，他终归会有“失去”万科的那一天。他有这个精神准备。

　　从王石到郁亮，万科一直是个职业经理人文化的公司。王石和郁亮都是极其勤奋的人。但他们都拒绝表达“万科就是我的一切”的意思。据说，王石当年登山，在企业家圈子里就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你不在，万一从山上掉下来，公司怎么办？不过，王石我行我素。倒是2010年年初，当柳传志老帅出山，重新执掌联想的时候，据说，王石私下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我，肯定不会回来。

　　即便有人认为王石的选择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他也不改初衷。事实上，王石是个极其冷静的人，他深知一个商人在商业史上的宿命位置。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冷静源自王石早年的阅读史。据说，少年时期的王石曾经深受司汤达、雨果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启蒙主义作家的影响。30岁出头的时候，王石从广州来到深圳，接触了汤因比的历史著作，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王石早年曾经参军，但难以适应，并很快终止了在严谨的军事政治体系的发展。后来，他自己分析说，究其原因，尤是因为自己深受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影响。

　　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我总要问个为什么，总想提出疑问。我发现，我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当兵。慢慢地，我发现，我的性格是追求个性的解放，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些都是和当年读过的小说相呼应的。”

　　郁亮和王石一样，也很妤学。郁亮每天固定会看大量的报纸杂志。最近他正在看的书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郁亮也读中国历史。他最喜欢宋朝，因为宋朝的经济和人文都很繁荣。他不喜欢明朝。他说，因为朱元璋杀人太多。

　　这个夏日午后，我们坐在万科的员工餐厅里，和郁亮一起共进午餐。为了运动和保持身材，他拒绝同时吃肉类和主食。他点了一道汤和一份意大利肉酱面。郁亮是个相当谨慎的人，唯有谈到他的阅读经历的时候，他很放松。在郁亮之前看过的书里，有一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叫作《尖叫的牙齿》。

　　“这是一本讲一群人做自体实验的书。”他一边动叉子，一边说，“这些人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去寻求事物的规律，看来，人是可以进行理性的冒险的。”

　　“那你做过最狂野的事情是什么？”

　　“最狂野的事情？……是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雪山上拍裸照。”

　　“你做过最狂野的梦是什么？”

　　“我基本不做梦。不过，如果说是梦想的话，梦想其实是由计划组成的。”

　　王石的梦想和郁亮的计划，我们后面再说。

　　2王石：一个人的战争

　　王石为什么要去美国？很多人都知道，王石在深圳有一个朋友圈子。这个圈子里，大部分并非企业家，而是文化人。关于王石为什么要去美国，从这个圈子里传出来一个段子。

　　有一次，王石和华大基因的创始人汪建聊天。兴之所至，两人打了个赌。汪建说，我能比你更会登山。王石说，我英文能学得比你更好。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汪建开始登山，王石则去了哈佛。

　　2011年，王石正好满60岁。他不是个爱过生日的人，不过，还是有朋友撺掇，大家一起吃了个饭。王石不爱过生日，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年龄感。一年前，王石以59岁的年纪第二次登顶珠峰。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就跟人感叹说，到底岁月不饶人，以前登顶下来，缓缓就好了，这一次下来，半年都缓不过来。据说，长期在高海拔处呼吸，会损伤脑细胞。

　　王石做了个决定，2010年5月的那一次登顶，就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登山。某种程度上说，一向心高气傲的王石终于在大自然面前服了气。他最佩服的登山家是日本人三浦雄一郎。2003年，王石第一次登珠峰，52岁，在中国人里算年龄最大的。不过，三浦雄一郎已经登顶过了，年纪是62岁，比王石整整大10岁。2010年，王石再度登顶的时候，三浦又早他两年再次登顶，时年67岁。王石好胜，总想超越三浦。他曾经计划70岁的时候再登顶一次，不过，显然，他在60岁的时候放弃了这个打算。

　　王石可能并不怕老，不过，因为年龄的驱使，他一直在思考某种终极问题。2009年8月，记者在北京一家饭店的宴会厅见到他。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第二本书做宣传。当时，他承认说，因为女儿的推荐，自己正在看日本电影《入殓师》。他在思考死亡的形式和意义。当被问到年纪的话题的时候，他很不服气地说： “都说年轻很美，老年就不美吗？人要度过中年，是很艰难的，但是，老年也可以很美。”

　　王石是个强人，即便在面对自然规律的时候，他也希望自己不会彻底丧失掌控力。更早些时候，2005年冬天，记者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大堂酒廊里见过他。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国外有公司在推广太空旅行业务，只要有钱，就能坐上宇宙飞船在外太空遨游。当时，玉石对此嗤之以鼻。他的说法是：“我出钱，飞行员开。万一出事，我什么也管不了。这不是傻吗？”

　　在2016年夏天，当万科和王石又一次遭遇阿克琉斯之踵，我们可以说，王石不怕下台，真正让他难以接受的，不是下台——这是早晚的事情。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下不来台”。

　　强人可以退隐，但不能被驱逐。到了60岁的时候，王石仍然强大，但是，不论出于审美厌倦或者体力局限，他都需要寻找登山之外的新刺激。

　　王石永远需要刺激。一开始，最激动人心的刺激是创业。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王石从广州来到深圳。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去深圳的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混不下去。不过，王石并不是这样。深圳对他来说，是个主动的选择。20年后，经历改制和专业化，万科已经是一家相对成熟的公司。这时候，王石选择接班人，自己开始一步一步往后退。为了弥补某种空白，他开始登山。又过了快要10年，登山带来的刺激也已经成了明日黄花。这时候，王石何去何从呢？

　　据说，王石曾经想过开始航海。不过，试过几次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打算。一来，这个东西他已经玩过了；二来，在他看来，航海过于依赖机械，只要发动机方向盘弄好了，人坐在船上就行，未免无聊。

　　哈佛，哈佛。当这个决定水落石出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觉得意外。1984年，王石下海经商的时候，最初的想法就是赚一笔钱然后出国留学。60岁去哈佛，一方面是圆梦，一方面也算是潮、有范儿。

　　王石是个有进步强制的人。对于占有知识、展示智力的强烈渴望，当然是他启程赴美的初衷。不过，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王石去美国也是为了获得空间，考察和思索万科未来的国际化问题。

　　这种说法的逻辑是，2010年，万科销售额过千亿，至此，万科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从1993年起，万科从一家涉足55个行业的公司开始做减法，定位于专注做城市中高档住宅的房地产公司。不过，万科一向引以为豪的专业化定位在新的语境下遭遇了挑战。在10~20年之后，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进程的饱和，住宅产品的市场需求会日益放缓。换句话说，今天的90后、00后，等到他们长大成人要结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继承长辈的好几套房子，住宅将不再是刚性需求。到了那个时候，新盖的房子要卖给谁呢？到了那个时候，即便万科是最会盖房子的、最大的公司，但是，在一个日益萎缩的池塘里，即便做最大的鱼，也没有意义。

　　未雨绸缪。当然，多年来，万科一直在推进工业化、精细化战略。这就是说，即便市场需求下降，万科仍然能够通过控制成本、增加盈利点、提高售后服务质量来保持市场地位。不过，千亿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显然不只是外界的揣测。

　　舆论普遍的观点是，万科要做增量，无非两条路，一条是将业务国际化，一条是介入新的业务，比如商业地产。

　　国际化业务一直是王石关注的垂点。他在哈佛的研究方向有两个，除了商业伦理，就是城市群落，后者也的确与此有关。外界一直在揣度，万科究竟何时正式成立海外事业部。不过，迄今为止，但凡走出国门的中国房地产公司，不论万达、万通或者绿城，皆未寻找到一个成熟、可盈利的业务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脱胎于香港，这种从融资到拿地到规划到建造到营销一条龙全包的模式，相当特殊。在欧美，房地产公司基本都是细分化的，要么长于前期融资，要么长于后期建造。所以中国房地产公司要开展国际化业务，面临着模式、钱和人才的多方位挑战。

　　当然，说到国际化，这三个字对于王石来说，并不是肤浅的“把生意做到国外去”。早在2003年，锡恩咨询的创始人姜汝祥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将当时中国的大公司和海外同行业的领先者进行比较，诸如，娃哈哈和百事可乐、华为和思科、联想和戴尔等等。当时，王石注意到了这批文章，曾经专门从南极给姜打电话，相约见面。可见，从那时候起，王石就开始思考万科国际化的问题。在他看来，国际化不是说怎么挣欧元美元，而是在员工素质、管理架构、产品质量、生产模式上，全面和国际企业对接，使万科成为一家有创造力的伟大公司。

　　2003年，万科的年销售额不过63亿。这个时候，王石谈国际化，就连万科内部的人也未免觉得他“—会儿天上—会儿地下”（姜汝祥语）。不过，王石一天有100个主意，尽管其中99个会被下属们重新讨论，但是，他所看到的东西，往往一时一地不被理解，最终却被证明有前瞻性。

　　很多时候，王石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这就是说，王石要干吗，其他人看不懂、不理解，也不见得真心愿意执行。

　　早年间，王石主张万科的房子全部要精装修，下面一线的项目负责人们就不理解。精装修，一来花时间，影响工期，二来质量难以管控，总之是个麻烦事。

　　不过，从2006年起，万科几乎所有的出售房都是精装修。

　　最终，下属们发现，王石是对的。且不说精装修房的货币化能力高，利润率比毛坯房高多了，它所带来的品牌美誉度和质量管控能力，最终成了万科为同行所称道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万科70%~80%的开工项目都是和中粮、五矿这样的大公司合作，大多数五五入股，万科另外收取管理费用。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降低万科对土地和资源的依赖性（往往拿一块地就要花掉四五年时间），另一方面，万科因为成本和质量管控能力强，不仅能挣投资项目的钱，还能够挣代建的钱。

　　王石要搞工业化，一开始，下属们也跟他有分歧。什么叫做工业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高新技术开发，把盖房子变成一种更加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几年前，万科已经在东莞开设了建筑研究院和基地。去参观过的人都发现，那里不但有太阳能发电，污水处理这样的绿色技术，还有一段段已经在流水线上制作完毕的半成品墙面，一旦运送到工地，直接安装就好了。这样一来，建筑的生命力和建筑效率都能够大幅度提高，而且一旦规模化，建筑成本也能够大幅度降低。

　　王石这些不为人理解的地方，恰恰是他的领袖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姜汝祥说： “王石总是对下属提出比现有能力更高一点儿的要求。虽然不容易被人理解，但是房地产在中国是个很糟糕的行业，大量项目公司，挣了钱就走人，王石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特别能够吸引人，感召人。”

　　国际化业务会不会是王石的下一个“更高一点儿的要求”？不知道。不过，说完国际化，我们说另外一条路——商业地产。这正是外界传言王石和郁亮产生分歧的地方。

　　3王石为何选择郁亮

　　这些年，如果说王石处于一种“寻找”的状态，郁亮则一直处于一种“无名”的状态。

　　王石为何非要寻找不可？王石到底在寻找什么？我们后面再说。

　　不过，郁亮的“无名”状态，倒是所有人一致公认的。有人戏说中国地产江湖，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王石是当之无愧的老大，王健林是实力相当的掌门，孙宏斌是出其不意的侠客，宋卫平是武痴，许家印是江湖帮主，黄怒波是散人，任志强是部长……

　　那么，郁亮就是个“蒙面侠”。

　　的确，郁亮向来低调。 在和郁亮的交谈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不该说的话一定不会说，该说的话也不见得会说。对于他和王石的多年合作，他经常提起的话是“执行董事长的话要过夜”、“不透支、不储蓄”、“董事长负责未确定的事，我负责已经确定的事”……这些都被认为是 “宰相式”的语言。总之，长期以来，王石和郁亮的关系，被认为就是一个董事长和一个总经理之间的关系：一个负责出想法，一个负责执行。

　　有人说，王石是万科的灵魂，郁亮就是听话罢了。这话不对。郁亮不是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人。只不过．他情商很高，很懂得表达自我意志的方式。

　　2000年左右的时候，王石曾经在万科内部提出要大发展，加快企业发展速度。很快，万科内部刊物《万科周刊》上就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我们为什么要大发展”。王石看了以后，发了脾气。不过，后来的结果证明，那几年，万科去了很多城市，都不太成功，实际还是不太成熟。据说，这组文章的发表，郁亮是知情的。

　　那个时期的《万科周刊》，有点儿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内刊物，进行过很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郁亮虽然低调，但他出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大学，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精神启蒙。从底子上说，他身上的市场原则和人文精神是跟万科相契合的。

　　郁亮和王石一样，在谈判桌上话不多，不是一个愿意“磨”的人，很干脆。但是，郁亮是个有原则的人，有时候还很强势。 曾经有个合作伙伴，收了万科200万定金之后，要求涨价。郁亮非常直接地表态说，跟流氓就不要多说什么了。最后，这200万要不回来，这个合作伙伴也进了黑名单。

　　在万科，王石后退半步的想法由来已久。1999年，王石就已经辞去万科总经理的职务。之所以后退，源于王石以自己的判断所形成的两个公司主题：第一，任何公司都是会死的；第二，要建立一个罗马帝国式的公司。

　　第一个主题，非常像王石，似乎冷静到就连对自己都非常残酷的地步。

　　第二个主题，何为罗马帝国式的公司？王石曾经为《罗马人的故事》丛书作序，郁亮也大量阅读过罗马帝国兴亡史。他们都知道，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恺撒是个英雄，也声名显赫，关键在于，恺撒的继任者们并不如他一样拥有巨大的名声，但一旦建立良好运行的机制，这个帝国，及其价值观，仍然可以稳定地传续下去。

　　王石要以制度优势取代个人魅力。一开始，他的选择并非郁亮。1999年，王石辞职之后，继任的总经理是姚牧民。

　　深圳地产圈的老人儿都还记得，姚牧民何许人？他是一个个性强烈到几乎可以和王石相比的人。当年，姚牧民召开一个新楼盘的开幕记者会，为了证明工程质量之高，他曾经弯下腰去，亲口喝起游泳池的水。

　　当然，王石一向喜欢充满个性的下属。在万科，除了建筑设计的专业人才，就数北大毕业生最多。因为在王石看来，北大培育出的人文精神，加上工作中训练出的市场原则，两者相加，和万科的基因最为匹配。

　　但是，针尖麦芒，两个个性同样强烈的人往往很难近距离合作。在姚牧民学习如何做总经理的时候，王石也在学习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董事长。一年以后，姚牧民离职，继任者便是后来在总经理这个职位上干了十几年的郁亮。

　　王石为何选择郁亮？

　　我们翻阅万科资料，咨询相关人士，不难得出部分结论。1994年，万科曾经历“君万之争”，在君安证券逼宫之下，王石曾经差一点儿就大权旁落。郁亮时任万科财务部经理，崭露头角。他坚定地站在王石一边，并且展露出了自己的才华。这也是郁亮的名字第一次见诸媒体。多年以后，当王石需要再度挑选接班人的时候，自然想到了郁亮。郁亮是苏州人，毕业于北大国际经济系。1990年进入万科以后，他在投资部门和财务部门都干过，沟通能力、投资眼光和战略思维都得到了锻炼，总之，他是一个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全面的选择。

　　王石的选择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它至少是不乏道理的。

　　2002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关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这意味着，在1998年房改开始之后，土地交易也公开化了。这就是说，郁亮到任不到两年，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使万科获得了跨地域大发展的机会。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在地价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上，都对开发商的资金状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开发商要跨地域发展，获取大量资金的融资能力就成了首当其冲且不可或缺的能力。

　　换句话说，如果说在此前，运营管控能力是一个开发商最重要的能力的话，那么此后，财务管控能力至少同样重要。

　　房地产行业进入资本密集时代，郁亮简直应运而生。郁亮在北大的专业是国际经济，进入万科后的第一个工作部门并非传言中的财务部，而是投资部。上世纪90年代，万科还是一家有数十种业务的多元化公司，郁亮在投资部门研究过包括果汁在内的很多投资项目。应该说，郁亮有这样的出身，至少，他离钱很近。

　　2004年，郁亮被认为正式结束了总经理实习期，开始走上前台。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有二：其一，2004年，郁亮主持制定了万科历史上第一个十年规划。2003年，万科的年销售额是63亿，按照平均每年30%的复合增长率，十年之后，万科年销售额将达到1000亿元。其二，2004年，郁亮执行了代号为“蜜橘”的一次并购，以40.17亿元完成了对浙江南都地产的收购，并最终获得了219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这次并购不仅帮助万科完成了在长三角地区的初步布局，而且初步展现了郁亮的谈判能力——这桩超过40亿的收购并未花掉万科的真金白银，而是以出让股份的方式完成。

　　当然，以王石这么强势高傲的个性，到底一个怎样的二把手才能跟他搭档得天衣无缝？这太难了。2000年，就在王石辞任后不久，长虹电器创始人也倪润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不过，仅仅8个月之后，倪润峰又重回一线。用王石的说法，这是“战马听到战鼓，就情不自禁”。王石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不过，有姚牧民在前，他和郁亮都更加小心翼翼，知道怎么把握进退之间的尺度。再说，不久之后，王石开始登山，找到了别的寄托。

　　王石的个性如此强烈，反而显得郁亮的面目相当模糊。一个总的印象是，王郁二人合作多年，非常不容易，既是王石后退的结果，也是郁亮谨慎的结果，总之，是两个人的理性和智慧在发挥作用。

　　最近这几年，王石一直对日本近代史有兴趣，去了哈佛之后，还打算写一本关于明治维新前的江户时代的书。据说，王石本人最为推崇的日本历史人物是德川家康。

　　有位人士分析王郁的关系时，以此打了个比方：“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意见一致。比如，在对丰臣秀吉的儿子的处理上，两人就意见相左。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人紧密合作，把日本社会往现代化推进。”这就是说，王石不见得时时都能理解郁亮，郁亮也不见得处处都能明白王石，但是，王石和郁亮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于万科这家公司的理解是一致的——这是王郁长期稳定合作的基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头来谈论上一节结尾处的悬念：关于万科的商业地产业务，王石和郁亮分歧何在？

　　在万科内部，有一个共识：三个因素造就了今天的万科——上市解决产权归属问题、专业化解决企业定位问题、包括“不行贿”在内的人文主义文化制度。同样地，将有三个因素主导未来万科的走向——交接班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不仅指王石和郁亮的交接班，也包括郁亮和他未来的接班人的交接班）、工业化能否顺利实施、是否介入新的业务。

　　这个“新的业务”，很大程度上是指商业地产。

　　我们在深圳大梅沙万科总部的会议室里见到郁亮。他坦率承认说：“我们现在必须做一些商业综合体项目。”他解释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土地供应已经越来越有限。以深圳为例，一年的新房供应量300多万平米，700多亿销售收入，深圳万科要做到100亿的年销售额已经很艰难。另外，现在已经很难拿到纯住宅用地。一般政府放地都会配置相当比例的商业用地。

　　“如果不要，连住宅（用地）都没了。你做不做？”

　　一个行业到了大运的末期，未来势必更加艰难。

　　最近一两年，被郁亮称为过千亿之后的巩固期。所谓巩固期，有三个意思。

　　万科一方面坚持快周转、合作开发，降低对土地和资源的依赖，提高现金资产保有率；

　　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工业化和精细化。举个例子，在万科总部的大楼走廊里，有几个并排摆放的大箱子，明黄色，每一个都有一人多高。郁亮说，这是为万科业主准备的增值服务，用来存放业主家里多余的东西。当然，诸如储物箱、社区食堂这样的业务，是要收费的。

　　最后，万科的商业地产业务其实已经分散到一线公司，陆续在尝试做，诸如酒店、社区商业和大型商业综合体都有涉猎。由一线管理层进行新业务尝试，可以降低风险，避免总部出手，一个不对，全盘皆输。不过，这种尝试方式也说明，对于商业地产业务如何操作，实行怎样的战略，万科还没有想清楚。

　　郁亮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商业地产业务虽然杠杆率和附加值高，但是和万科核心的住宅业务很难兼容。住宅地产的融资模式是一两年就好，商业地产的融资模式至少需要5年周期，l0年差不多，20年最好。住宅地产讲究的是地段，卖完基本上就完了，但商业地产很考验团队的持续运营能力。运营能力不同，即便同样地段的项目，盈利相差极大。郁亮承认，之所以谨慎进入，很大裎度上是因为商业地产项目的融资成本太高。

　　尽管如此，就万科的商业地产业务，外界已经多次联想到王石和郁亮的分歧，甚至矛盾。王石向来坚持万科的专业化路线，他曾经说过这样的狠话：“谁要是放弃专业化，我从棺材里也要爬出来找他。（大意）”在王石身在海外的情况下，万科的具体策略又未定，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外界饶有兴致地重点解读。

　　我们从相关人士处得到的信息是：王石和郁亮的确就此曾经有过分歧，但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并且早在王石去哈佛之前就达成了共识——商业地产要做，但目前只做住宅的商业配套，并且不超过业务量的30%。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一开始，郁亮的确是希望遇到这样的项目就都做了。但是，王石是个很强大的人，郁亮又是个很细腻的人，他知道不可能一下子就说服他。另外，商业地产的确有很多泡沫，郁亮逐渐又认识到融资成本过大的问题，于是也主动往回收了。关于这件事情，他们一直都是在各种会议上讨论沟通，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

　　不过，他也承认说，王石经常会兴之所至说一些容易被过度解读的“狠话”，这些东西的确带给郁亮压力。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郁亮的角色天然就压力巨大。一家千亿级别公司的接班人，老大还没彻底退休；既要保持公司稳定，又要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既不能增长太快，快了，外界说万科庸俗化，过于成本导向；也不能增长太慢，慢了，外界说，哎呀，你看你们的竞争对手都快超过你们了。

　　真是大有大的难处。有些时候，相信郁亮会羡慕王石的超脱。他向记者承认说，几个月前，他曾经发短信安慰马化腾，说大公司就得被放大镜观察，没办法。联想到他在“毒地板门”中的遭遇，这话是无奈，是压力，也是自我调节。

　　郁亮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内心的压力究竟多大，没人知道。不过，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他似乎已经找到了最好的调节压力的方式——登山和马拉松。前年7月，郁亮在北京朝阳公园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花45分钟跑出了10公里。这个成绩，不仅在万科内部无人匹敌，甚至已经是专业级水准。

　　和王石一样，郁亮也是一个意志力极其强大的人。眼前的郁亮面目清矍，联想到他几年前胖乎乎的模样，更是叫人感慨。 他就是从王石去哈佛之后开始跑步的，一年多时间，瘦了24斤。同样这一年多，王石体重减了2斤，从69公斤到68公斤。仅仅从体重上我们也能揣度，这一年多，王石变化不大，只是更加丰富或者深刻，但郁亮的变化却是从内到外．有目共睹。

　　关于未来，我们和郁亮谈论过。他说：“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科能否像汇丰那样，一个公众公司，由一群职业经理人所驱动，基业长青。”

　　郁亮的未来是可见的，王石的未来是不可见的。如果说郁亮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王石的问题则接近于神。那是一个关于终极归宿的问题。

　　4终极猜想：王石的归宿何在

　　我在万科北京总部见过王石。他看起来比几年前黑了一些，脖子上的皱纹略多，但基本变化不大。

　　他说话还是那个风格，兴之所至，信马由缰。基本上记者问A，他说B，记者问B，他也说B，记者问C，他还是说B。这不是因为他不尊重人，而是因为他特别想要表达B。

　　当天的那个B，就是日本近代史。当时，王石正在哈佛系统研究日本史，并着手写一本与此有关的书。可以说，这是他大量阅读之后的一种自我训练。王石爱读书，表达能力也好，他从书里看来的内容就特别爱跟人说，“说着说着也就成了他自己的”。

　　王石是这样的人，他极其在意他人对于自己能力和智力的肯定。有时候，这种在意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

　　有人说，王石最牛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他学习的能力，这个有目共睹。且不说王石阅读量之大，据说他读过的每一本书上都认真做了笔记。单说万科这么多年来所树立的学习标杆，就有索尼、新鸿基、帕尔迪、汇丰。王石把他的学习能力转换成了企业的某种基因。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自宫”能力。这当然是一种调侃的比喻。这不仅是说上世纪90年代万科著名的“做减法”，更加难得的是，王石能够在自己不到50岁的时候就考虑企业的传承问题，筹划安排接班人。迄今为止，在同代的企业家中，比较好地解决了接班人问题的，基本上也只有王石和柳传志。

　　王石很坚决。他有判断力，并且一直在学习如何节制自己的控制欲和权力欲。

　　早年间，王石确定了万科的专业化道路，坚决做减法，把万家百货、怡宝矿泉水这样赚钱的业务一一剥离掉。曾经有一位深圳副市长，希望万科承接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一定赚钱，但是王石怎么也不干，把那位老人家气得要命。

　　几年之后，王石安排郁亮继任总经理一职，一开始，他也很不适应。他坐在办公室里，看见人都往会议室走，就是没人叫他，可是他还得告诉自己，坐着不能动。下属们带他去看地，他说拿，下属就拿，他说不拿，下属就不拿，几次之后，他发现下属完全不自己判断问题，但凡拿地，径直来找他。这之后，他控制自己，基本不再看地。瘾要是上来，宁可陪着其他公司同行去看。

　　某种程度上说，王石的自我节制有种清教徒的气质。王石曾经在多个场合反复说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对他的商业观影响至深的书。新教伦理认为，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你所占有的财富也不是永恒的，你只不过是这些财富在人世间的托管人而已。

　　现在看来，王石之所以具有“自宫”的意识和能力，跟他的商业伦理观念大有干系。他认为，他的存在，某一家具体公司的存在，他和公司之间固定关系的存在，都是暂时的，只有从中创造出的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永恒的。这就是说，躯壳会消亡，只有灵魂不灭。

　　王石不是教徒，但他具有宗教气质。这个宗教气质，可以解释很多原本难于理解、似乎有悖商业常理的事情。比如说，在他去哈佛之前，曾经多次跟人交流，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比如说，他会在万科赚最多钱的时候说，万科要慢下来。比如说，当年万科改制，他把万科所得的四成股份都分了出去，作为创始人，自己的股权接近于零。

　　王石是个有信仰的人。这种信仰，当然一方面来自于他的成长背景。他的母亲是锡伯族人，从小，他在一种非常严厉自律的环境中长大。另外一方面，王石的信仰也不是天生的，甚至也不完全来自启蒙主义的书本著作，而是出自他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不是说王石就比别人更加高尚，他只是跟别人相比，更加不抱幻想罢了。

　　2009年8月，在一次采访中，王石曾经提及1998年万科转股。他透露说，当年曾经有一家世界排名前几位的大型境外房地产公司希望入股万科，几经考虑，王石拒绝了。他仍然选择了华润。华润是央企。

　　他庆幸：“你企业做大了，影响国计民生的时候，想把它卖给外国资本，那国家怎么搞？我当时说服我的下属，我说，10年之后，如果万科对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有影响，而万科的大股东是一家境外的私营企业——这不大可能。你看，如果今天我的资本结构像黄光裕那样，就不好说了。”

　　同样的判断逻辑，也发生在王石放弃万科股权这件事情上。他曾多次说，在中国，名利不可双收。西方价值观以财富多少论英雄，儒家说法则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不在乎我的了多少，我在乎是不是你比我多得了，我宁可咱俩都穷，也不能你富了。

　　“邓小平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非常难得。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等于先富起来的这人没有危险，危险其实大了，你看看胡润富豪榜的变换就知道了。所以，在中国要想名利双收，不是没可能，但风险非常大。我又不愿意委曲求全，所以我选择—样。”

　　应该说，王石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这一生，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无论创业、登山或者留学，这都不只是感官刺激或者虚荣心。他似乎一直在为自己的灵魂寻找一具躯壳，用以安放，结束永远的游荡。不过，他是个商人，又不得不做出很多现实的选择。他的价值理性无法摆脱作为商人的工具理性的一面。这种矛盾，导致王石一直处于他自己所说的“徘徊的灵魂”状态。

　　其实，外界并不关心王石在哈佛学到了什么，以及他要往何处去。中国人的好奇心似乎很难超越成王败寇、红颜祸水的逻辑。他们想要知道，王石是不是真的耐得住寂寞，会不会有一天，王石忍不住了又回来万科重执牛耳？有一天，他真要消失，姿态如何？他希望如何被记住？

　　一位和王石相交多年的朋友告诉我，大谬。他说：“ 王石的心很高。他认为自己是做军长的材料，而万科不过是旅长的活儿。”

　　另外一个说法是，1998年，朱镕基搞房改，曾经接见王石，希望请他做政府顾问。王石拒绝了。他的说法是，我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名商人。

　　与其说王石不甘寂寞，不如说王石不甘平庸。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候，平凡不是他追求的东西，而是他要摆脱的东西。他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不甘心”。他就像在更新细胞一样，每天都把自己剥离一遍。这些年，王石一直在变，他又一直都没有变。太阳照常升起，每天的太阳又都是新的。

　　每一次的采访中，王石都没有谈到自己究竟要寻找什么，或者说，王石的归宿何在。 有人说，王石在美国读《茵梦湖》，他是寄情于山水，进入神秘主义和自然主义。有人说，王石最终也许会走向宗教，因为离人远的地方，离神就近。

　　王石的确对宗教有兴趣。2011年底，王石从美国回深训开年会，逢人就说宗教。他也曾经接待几位宗教学者，谦恭地关在酒店房间里跟人谈话，一谈就是一个通宵。不过，王石对知识的兴趣向来如此。他谈起自由概念和香草植物，也是一样的热忱。

　　有一些更加现实的猜测——王石需要的是更加世界级别的名声。如果有一天，王石能够依托万科的平台做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绿色建筑，如果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他就圆满了。

　　这些猜测，相信王石一个也不会给出肯定的回答。这是因为，从深圳到西藏，从北京到哈佛，王石到底在寻找什么，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

　　王石曾经跟人慨叹说，有企业家王石，有社会活动家王石，有我自己王石，我都常常不知道我扮演的是哪个王石。如果说，搞不清楚王石他究竟在找什么，有个特别现成不出错儿的答案就是，其实他一直在找他自己。

　　这又是一个听起来玄乎的事儿。找自己？你自己不就在这儿吗？这就是王石与众不同之处。这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什么都不缺，但是每当夕阳西下，他们心里会涌起一些忧伤。这种生而为人的不满足、不甘心，也许就叫作杞人忧天。不过，杞人忧天是个好词，它有足够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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